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被称为“中兴名臣”“千古完人”，有“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曾国藩之所以能在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成就一番震古烁今的事业，不是因为他个人天分高，而是得力于“立志”二字，自拔流俗，困而知，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曾国藩的影响之所以历久不衰，是因为他的立身行事“尽人皆可学焉而至。”今日我们来看一看曾国藩的读书之法，读后肯定大有裨益。
读书：贵在立志、重在“深造自得”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在获得功名之前，读的几乎都是八股试帖等闱墨文字，与真正的学问有很大的差距。曾国藩在道光十八年（年）考取进士之前，读书生活也大抵如此。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一封《致诸弟》信中，他谈到自己读书求学生涯中的重大转折：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
信中提到的“乙未”年是道光十五年（年），其时曾国藩25岁。这一年曾国藩赴京第二次参加会试不中，“留京师读书，研究经史尤好昌黎、韩文，慨然思蹑而从之”。但是，此时的曾国藩虽然知道了除应试之外别有广阔的学术天地，仍苦于没有良师益友，进步不大。直到他授职检讨兼任国史馆协修，读书生涯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时他已整整30岁。在朋友的引见下，在京城他拜见的第一位老师是著名理学大师唐鉴。曾国藩在日记中对此有详细记载：
“至唐镜海先生处，问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先生言当以《朱子全书》为宗……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又言检摄于外，只有‘整齐严肃’四字，持守于内，只有‘主一无适’四字……又言第一要戒欺，万不可掩著云云。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我们在这里不厌其详地把曾的这段日记摘录出来，是因为这次拜访对曾国藩一生的影响特别大，不仅是对其读书生活，而且影响到其一生的行事做人。唐鉴的谈话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如何读书，要专精一经，一经通则诸经通。要熟读《朱子全书》，对其内容不能仅仅浏览，而是要“身体力行”；二是天下学问俱包括在文章、义理、考据，三门之中，义理为首，义理精则文章精，经济之学亦在义理之中。三是告诉曾国藩做人要检摄于外，持守于内，最重要的是要“戒欺”，不掩饰、不自欺欺人。同时，唐鉴还向曾介绍了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大师倭仁，盛赞倭“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
年届三十、已经是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听了唐鉴的一番议论之后，在日记中记下了当时的感受：“昭然若发蒙也”。“若发蒙也”四字道出了他的震撼、醒悟与决心。翻检这一时期曾国藩的日记，多处留下了他拜访唐鉴、倭仁的记载：“至镜海丈处久谈，哺时始归”“走杨朴安、穆中堂、唐镜翁处”“拜倭艮峰前辈，先生言‘研几’工夫最要紧……失此不察，则心放难收矣。又云：人心善恶之几，与国家治乱之几相通。又教余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
倭仁告诉曾国藩的所谓“研几工夫”即是理学家所强调的“内省”工夫，读书人要时刻对照书中所讲的义理，检查、衡量自己瞬间产生的念头、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细微小事，将它们与修齐治平的大事联系起来，并通过写日记的形式时时解剖自己、批判自己。正如前面唐鉴向曾国藩介绍时所讲的那样，这位倭仁先生就是这样做的。唐、倭二人均是清代著名理学大师，倭仁更以反对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保守派代表而著称。平心而论，理学在19世纪中期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方文化的侵蚀浸润已逐渐失去思想界的主宰地位；但是，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培育人的心志、道德、情操等方面的一整套理论和实践仍然有着难以否定的作用。就读书、求学而言，这些影响体现在曾国藩身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读书贵在立志
翻阅曾国藩的日记，随处可见：“读书立志，须以困勉立功，志大人之学”的字样，这既是他的自勉，时时提醒自己；也是他教育子弟、勉励友朋书信中经常用的一句话。
读书立志，就是不把读书求学仅仅看做是个人荣辱得失的事情，而是要志存高远、有内圣外王的抱负。道光二十二年（年）十月二十六日，身在翰林院的曾国藩给远在家乡的四位弟弟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主要是谈读书为学之道。信中针对其六弟国华参加县试失利而牢骚满腹的情绪，他写道：
“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吾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
曾国藩训诫六弟，小试不中便发牢骚，实为胸襟不宽，志量太小的缘故。读书人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哪些方面不如尧舜、不如周公，离天地完人的差距还有多少；应该忧虑的是，老百姓有没有教化过来，外族在欺侮我们，小人在位，贤者未能使用，匹夫匹妇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泽等。在信中曾国藩还对四位弟弟谈了自己对“读书人”三字的理解：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在信中曾国藩把那些读书只是为了吟诗作文、以博雅自诩而与国家兴衰、百姓疾苦和个人修养无涉的人，斥之为只是识得几个字的“猪倌”，表示了他对这种人极大的愤慨。
读书重在“深造自得”
“深造自得”一语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下》。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意思是说，君子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获得高深的造诣，在这里强调的是自觉地获得，即“自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蓄很深；积蓄很深，便能取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
曾国藩终身服膺并努力践行孟子的“深造自得”四字。在他看来，读书求学既当志存高远，又应脚踏实地、修身务本，即用来指导言行、陶冶情操、提升境界，而不应掺杂“好名好胜之见”。在他的日记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内容：
“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万一。”
“翻阅《四书》一遍。用白绫写《论语、《孟子》中最足警吾身者，约二十章。”
“阅《白香山集》。因近日胸襟郁结不开，故思以陶、白、苏、陆之诗及张文端之言解之也。”
“因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加功夫，纵不能如孟子……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静书味，亦稍足自适矣。”
读书贵在立志，读书重在“深造自得”，前者强调读书要胸怀远大抱负，不为一己的私欲；后者突出读书要修身务本，“学以为己”，注重道德实践和精神修炼，二者看似相悖却相辅相成。应该说，这两条读书原则都不是曾国藩提出来的，它们早已积淀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中。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在于，在19世纪中国社会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环境下，他能自觉地继承并将之奉行终身。无论是作为一介书生还是位极人臣，无论是处于逆境还是顺境，无论是精力充沛的青壮年时代还是暮齿衰迈的晚年，即使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视物昏花，而且医生警告左眼亦将失明的情况下，仍然读书不倦，思考、反省不懈。
曾国藩留下的许多文字，今天读了仍让人动容：
“念老年读书，如旱苗叶已枯槁而汲井以灌溉，虽勤无益，古人所以戒时过而后学也；然果能灌溉不休，则禾稼虽枯而菜蔬或不无小补耳。”
“在轿中《易》‘乾’‘坤’‘屯’‘蒙’‘需’五卦。眼蒙日甚，轿中日光穿入，尤不相宜。”
“在舟中温《左传》宣公、成公至襄公九年止，共百七十叶，涉猎一过，不能深求。屡次小睡，以息目力。”
年近六旬的老翁，在摇晃的行船上、在颠簸的轿子里看书本来就很吃力，更何况眼睛不好，只能选择一些早已读过的书，主要凭记忆重新温习。有时眼睛实在“昏蒙无法视物”，则“静坐一时许，默诵论语二十篇一遍”。
直到逝世前一天，仍是“早起……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傍夕久睡。又有手颤心摇之象，起吃点心后，又在洋床久睡。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卷。二更四点睡”。这是记于同治十一年（年）二月初三的最后一则日记，第二天，二月初四戌时，曾即辞世。
可以说，读书、思考、精神修炼、道德实践，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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