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的“三伏天”已然过去，不知不觉间，秋天已进入第三个节气。秋行夏令的“秋老虎”虽热不过“三伏天”，但夏季炎威还在发挥余热。
一阵秋雨一阵凉。雨后的凉意，总算让人切切实实拥抱了一下秋天，“贴秋膘”在当下也成了食客们甩开膀子大嚼的名正言顺的理由。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不再缺乏营养，而一二百年前的近代，虚弱的民族、病夫的形象，仿佛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颓唐形象。神经衰弱、肺痨是当时的常见病，气、血、精是当时描述身体状态的常用语，人们是如何用药物增强身体素质的呢？
在食养、食禁之外，我们也不可忽略药物的作用。历史学者多不具备专业的医药知识，但是却能够在浩瀚的史料中嗅出特定时代中社会文化、身体观上的重点来加以论述，这是历史论述的价值。
对热病而言，各种复症是必须注意的，还有一种是犯了房室之禁忌所导致的复症，其重要性不输食复，而且房室与食物之禁忌知识，往往是防疫的两个关键。在房室知识上，大致体现在两个古代病名上，一为“阴阳易”，一为“劳复”，其实两者都牵涉到罹患热病未愈就行房室所造成之损伤，对热病之调养具有重大危害。在《外科正宗》中谈到杨梅疮时曾记载其病因乃“时气乖变，邪气凑袭”，不过“总由湿热邪火之化，但气化传染者轻，精化欲染者重”。
是否在中医的观点中，原本气化之传染总是比较轻微的，但若是牵涉精气或欲念之感染，往往将使病情加重数倍？《重订广温热论》则说明：“余劳尚可，女劳则死，当吐舌数寸，或吐涎而死。故温病新瘥，未满百日，气力不平复，而犯房室，名为阴阳易之病，皆难治多死。此思邈之论温热也。”可见房室之禁忌历时悠久，古代房中家本为养生治病之术，待至近世，则坠入方家邪术，一般医者只谈房室禁忌，在热病领域也不例外。房事养生之事，正统医书似不多论。
至于前文所谈抵抗力与气不足所导致的变症，在热病的调养中也往往和体质衰弱、营养不良的身体观放在一起讨论。而其相关性，大概如陈果夫所谓：“一个人若是自己身体很健全，有了一种抵抗力，这种抵抗力对于普通的疾病，一定可以对付。只怕吃得多了，硬行消化，或是太冷太热了，顾到对付冷热，那时微生物才得乘虚而入。还有用脑过度，或是因性欲方面的关系，消费太大，自己的抵抗力不足，也不能对付外来的敌侵入。”
房室不谨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会让人体的“精”流失，也会使人衰弱，造成容易罹患外感热病的体质。“个人”的抵抗力，包括精神和肉体的强盛，血液循环的通畅等，都是抵抗病菌的要素。身体的虚弱与衰劳，在民国时总是被拿来指陈一些疾病，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肾亏和遗精，以及连带成为中国新疾病的“神经衰弱”。人体的“精液”或“精气”之流失，是中国人非常惧怕的。夏瑞堂和最后一任妻子结婚时，已超过65岁。他们膝下无子，原因无他，因夏本身是一位中医，他从来不生病，而且信奉一些个人的养生之道。他信奉“守精”的理论，认为人过了65岁以后，就不应该让精液外泄了，这对男人的健康极为关键，可见保存“精”对人体健康的重要性。
《*原》中孝文夫妻因房事被白家老太太白赵氏斥责图源：电视剧《*原》
在热病学的理论中，也有很大的一派理论称为“伏温”。持这种理论的医者认为，最厉害的邪气有时会蛰伏在人体内，若是人在冬天没有好好保存“肾精”，到了其他季节就容易罹患温病；相反，好好保存“精”，则可免于发病。张景岳（—）曾说：“伤寒瘟疫，多起于冬不藏精，及辛苦饥饿之人。盖冬不藏精，则邪气乘虚易入，而饥饿劳倦之流，则受伤尤甚，故大荒之后，必有大疫，正为此也。但此辈疫气既盛，势必传染，又必于体质虚浊者，先受其气，以渐遍传，则又有不待冬寒而病者矣。”张认为不藏精的“体质虚浊”之人特别容易罹患瘟疫。虽然近代“伏温”之说受到细菌论强大的质疑，但张锡纯解释说：罹患热病的人似乎总有体质上寒热气的失调，“冬不藏精”代表体内有不好的热气潜藏，容易受外感之气触动而诱发罹患热病，所以这种传统的说法并没有因细菌论的挑战而消失。
更有甚者，有中医以明清瘟疫的身体观来解释为何失去肾精容易导致外感疾病，如曹炳章谓：“读《龙川略志》三焦之说，与唐宗海西说亦相符合。皆云三焦源出肾中。故欲念一起，心火炽甚，翕撮三焦精气，从命门之腑而输泄之，则不能荣养肢体百脉，是则三焦膜原皆虚，不能卫外而护皮毛，则寒暑客邪得各从其类而侵袭之。”这是将精气泄出人体之外的道路，和瘟疫的膜原说结合，再举近代汇通医者唐宗海的论述来增加其说之合理性。这些综合性的身体观在近代更常被作为各种肾亏、虚弱论述的身体形质证据，而且“虚”与“病”会相互影响或言恶性循环，其中外感热病，如感冒，也跟“虚劳”一样，容易导致肾亏。
而传统中医认为，肾脏元气虚衰的病人，罹患热病时也总是特别严重，例如缪希雍言：“伤寒、温疫，其不可治及难治者，皆属下元虚。”是以预防肾亏本为养生学的重要内涵，在近代热病知识中也被延续并强调，例如：“人眠勿以脚悬蹋高处，久成肾虚，及损房足冷。”身体的衰弱将导致易被传染病侵害，两者互为因果关系。
治疗外感，当然不能忽略“肾亏”这个因子，陈存仁说：“凡肾部亏弱，体气虚寒，嗜酒好色，时进油腻之品，每易患此，其初尚无明显之损害，泄泻经年，则日形瘦削，肌肉消脱，伤身至烈。若不亟为治疗，则一经患外感病症，每易沉重内陷，致于不救。”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行为将导致精气流失，加上近代城市生活之繁华忙碌，脑力消耗过甚，还有虚劳、手淫、遗精，以及外感热病调养不当所导致的后遗症，等等，都将导致肾亏的恶果。梁实秋曾有妙喻：“大概发烧即是火，咳嗽就是风寒，有痰就是肺热，腰疼即是肾亏，大致总没有错。摸不清病原也要下药，医生不开方就不是医生。”大概肾亏、痰、火、热、风寒等几个概念，都是中国人常见的病理形容词，各种外感之病其实也和肾亏有关，这是过去研究中国医疗史的学者甚少注意到的身体观。
研究民国时期医药广告的几位研究者，包括*克武、张哲嘉、张仲民、张宁、杨祥银和高家龙等人，都曾指出这一时期医药广告的特性。特别是当时的中药与西药之间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药商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药品市场脱颖而出，运用各种已为人知的传统医学概念，并参杂以新式、新颖的西方身体概念，来说服一切可能的消费人群。而性别疾病、脑弱、血虚、肾亏等往往正是这些广告的大宗。
这类广告，其实也和近代中国强种健体的概念相关，虚弱的民族、病夫的形象，仿佛是近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颓唐形象，类似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有讽刺清末*治当局和文人衰弱身体者，如梁任公所说：“皤皤老成，尸居余气，翩翩年少，弱不禁风。”至民国时期，蒋介石更认为，中国人身体衰弱的“病夫”形象，是长期处在帝国主义压迫下，养成了一种“萎靡懦弱的习惯”，以弯腰驼背，浪漫腐败，没有纪律和精神不佳，衣服穿不整齐等“不卫生”为外在的行为表现。而这些“虚弱”的形象，往往与个人行为的不检点、纵欲有关。例如陈存仁谓：
手淫系青年恶习，最易犯之。……当今淫风炽盛，人欲横流，尤以上海之青年环境为甚。试观青年中面*衰颓，思想萎顿者，几触目皆是。偶患伤寒湿温，几无一有抵抗能力，往往病方二三候，即已悠然长逝。其勉强支持者，则阳痿早泄，一切不健全之证象毕呈。欲治此患，一面固需青年自己下最大决心，戒除恶习，一面则须长时期服药，培补本元。每逢冬季不妨进一膏滋药剂，以药物补救已耗损之命门元阳，使发育得臻健全，使神经衰弱得以恢复，使一切消极病症完全治愈，使新生机勃然发动，充血生精，而日臻康健。这种不卫生的“个人”体验，多与手淫或过度纵欲有关，身体内的精与血流失，导致一罹患热病就无法收拾。而且虚弱的形象无所不在，热病之后身体会虚弱，各种并发症容易接踵而至。“热病能使血液衰薄，往往主症虽去，而血亏情形久久不愈者，热病之后，每有头痛、背痛、肌肤消瘦、面容苍白、神疲体倦、精力萎顿等等现象，此皆血亏为其根本原因。不特此也，苟血液长此亏缺，其病且有随时反复或变症之可能。”所以补养的药物就非常多，吴章也注意到这些补血的广告一般都宣称充足的血液乃健康之本，太少或是有所亏损的血，会导致身体衰弱，易患疾病。
在20世纪初，神经衰弱被认为是上层人士的疾病，和感冒是不同的；但在中国，两者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早在晚清，神经之衰弱是和滋养其正常运作的血液有关的，这一点常为研究者忽略，可能这样的身体观将血液和神经绑在一起，影响新的中医疾病论述。在热病的讨论中，神经衰弱与贫血、肺结核和外感病如伤寒、疟疾等疾病所接连导致的“虚弱”状态，是雷同的概念，许多补药也都可以针对这个情况加以治疗。
但是补肾以防外感热病的思维，由于和古典医学“劳复”有关，所以可以从较多的日常药品广告中找到更多线索。例如佛慈国药厂出产的“肾气丸”，就充分运用古典热病之身体理论，强调冬天正是补精的大好时机，春天一到，肾气充足、身体与精神同臻于康健，抵抗力变强，自然可免“春必病温”，达到“百病自然退舍”的功效。
补肾剂——肾气丸广告上图中的广告词曰：“春到人间，易使人情感紧张，而时令病之增加，以及肾脏病之复发，必较他季为多。”此乃用季节性将外感时令病与肾脏病拉上关系。并且，这类广告又总是和性疾病联结，其实它们之间的逻辑性，仍在于肾脏内的精气。该药已提到“内分泌”和“生殖腺”与肾气功能的关系，可以视为一个广泛的虚弱身体观，并主张用药物加以调补。
外感热病在近代中国的药品内也常常被拿来和细菌学相比较。举例来说，当时有一日本药品名“仁丹”，强调可以预防瘟疫、时令病症等，广告论到“不勉卫生”或“不慎饮食”，都会罹病上身，还好该药具有强大之“健胃力”和“杀菌力”，可以保持人们健康。这个广告通过强化胃肠这个脏腑的吸收力，来增强人体抵抗外在病菌的能力，达到“杀菌防疫”之功。
不过，在另一些广告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却又强调该药可以促进各种好的荷尔蒙分泌，充实营养，让孱弱者的抵抗力和体力都得以增强或恢复。甚至有广告说其添加了“好（荷）尔蒙”和“维他命”，所以功效卓著。该药也总是强调“身体健壮、精神盛旺”与“防遏时疫”之关系。中国医学的“精气”可以解释这些，只是民国以后常常用抵抗力、体力等名词代之而已。与之相对的，则是“虚劳”的身体观，余无言谈道：“中医谓虚劳之症，皆由外伤酒色，内伤七情，饮食劳倦，嗜欲无节，所以致此。盖酒伤肺胃，则湿热熏蒸，而血气销烁，色欲伤肾，则精室空虚，而欲火无制。”虚劳论述多由日常生活不检点或不知节制所致。
清末民初受西医学影响，通常以肺结核病比附中医的虚劳病，从而衍生出肺痨、痨病、肺病等名称，并有《肺病论》（年葛廉夫等著）、《痨病指南》（年秦伯未撰）、《虚劳研究》（年朱振声编）等著作出现。而民国初年的医界或一般人，也常常认为外感病拖太久或没有调养好，将会转成肺痨，如“伤风不醒（愈）便成劳（痨）”就是个常见的概念，许多治疗伤风咳嗽之药物，都会强调此概念（见下方广告），这是外感病不愈转成内伤的例子，在中国医学的论述中可谓屡见不鲜。
伤风咳嗽药广告
而且，各种外感病的预防与调养，也常关联到“荷尔蒙”这个新药。这类广告指向外界季节、环境“气”的变化，是导致外感病的重要原因，无论感冒、伤寒、温病皆如是；这些外在的“气”，往往影响人体荷尔蒙之分泌，例如：“*霉时节，阴晴无常，乍寒乍热，人身受天气之影响，荷尔蒙失其正常，精力时感不足，疾患纷起。”又如“德国寿尔康补片”的广告指出：
入秋以来，酷热非常，这就是秋行夏令的“秋老虎”。因气候不正常，人体内分泌机能，往往错乱，从此妨碍新陈代谢，营养欠缺，立即发生失眠、疲倦、烦闷、小便短赤等现象，抵抗力日渐薄弱，易染时疫，及酿成肠胃诸病，如“伤寒”、“痢疾”、“疟疾”等，防不胜防，最妥当之方法，惟有服此。
德国寿尔康补片广告
这类广告多将内分泌的正常等同于人身抵抗力的强盛。人体的内分泌有很多类，就像恽铁樵讲的，腺体的种类繁多，但这些论述常常都指向与肾有关的生殖腺分泌，可能受季节、时气的影响甚大，罹患严重疫情，若服用荷尔蒙内分泌制剂，则可阻止各种外感热病之发生。
那么，什么人容易罹患外感病呢？除了一些慢性病或特殊疾病的患者，还包括抵抗力较差的老人和小孩，这是我们的一般常识。但民初的日常生活，充斥着大量体内精气流失而导致疾病的论述，其中之一就是“遗精”导致外感热病。一则广告指出：有位叫姚允平的读者投书报纸，说自己遗精很严重，“遗（精）时尚在睡乡，醒时早已完了！”他常感头晕目眩、身体发冷，而且很容易罹患感冒。后来他自言服用“希米脱氏固精片”和“生殖素”之后，感觉好很多。这些药深层的逻辑都是将肾精和各种健康元素结合，营造一种治百病的论述。
生殖素广告读者还问了一些有关这些药物的问题，医生在报纸上回复：该药为“联合睪丸肾上腺、脑下垂体、甲状腺等内分泌要素制剂”，乃根本解决遗精问题的特效药，大概吃五六匣（盒），就可以治愈，这段时期千万要禁欲，需待治愈后再行房，颇似“劳复”之概念。在某些版面，强调该药加入了生殖腺素，但到底是什么，令人怀疑。广告资料显示，它其实是一些腺体的综合制剂。这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大部分还是用生殖腺素或荷尔蒙，像这种“大杂烩”式的解释，也许仅是一种宣传手法。
在外感病的调养方面，一则以增强抵抗力为主的药品广告指出：“（德国寿尔康补片）取动物体中之内分泌hormon（好尔蒙）为主要原料，能使服者内分泌正常，促进新血之生产量，补脑强肾，扩大体内天然抵抗力，一切已成未成之疾患，无形消灭，四肢百骸，六脏六腑，皆极强健，试服一月，精神勃发，百病不侵。”服药后还必须调养身体，恢复健壮：“患者赵君，夏初因染时疫，其势甚凶，幸入院治愈，但因大伤元气，一时无从复原，经德医介绍服‘生殖素’调理其病躯，回复其壮健，连服三盒，即壮健无伦云。”
以上皆为荷尔蒙制剂对外感疾病的调养之功。如果外感病没有调养好，就会进入到一种虚劳的状态，而和前述“成劳（痨）”的论述接合。“痨”病在民国时是一个具备多元意义的疾病，一开始并不单指“肺痨”（肺结核），这已经为许多学者指出。“遗精”，也是一种“痨”，如药品“摄生灵”广告宣称：“任何衰弱疲困到于极步，一经服用，夜间便得良好熟眠、神态怡然、精神充足，决无虑因睡眠失去宝贵精泄也。”该药品也仰赖外国的招牌，强调“发明者法国名医哥白嘉氏，费数十载研究，经万人试验，（制）造成男子肾亏、遗精痨特效剂的结晶，享名世界、获誉千万”。这是“痨”的身体文化面向，与中医肾亏与虚劳密切相关，但它却是个如假包换的西方药品。
肺结核又名肺痨病，其病原也牵涉到细菌（结核菌、痨虫），该菌侵入肺脏后，即于肺部滋生繁殖，而发生硬结，故有肺结核之名，这是当时人基于细菌致病论的解释。不过，由于当时没有有效的杀菌特效药，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补肺药，它们无不给患病者一个可及的痊愈希望；而这些药物，或多或少又都和补肾、补充荷尔蒙的概念有关。例如沈兆荃就指出：“治疗肺病，需赖人身自然旺盛之机能，使结缔组织增殖，包围病灶，方能痊愈。若以为药物能扑杀结核菌，则杂投广告上狂吹乱夸之药物，对于肺病，非但无益，有时且甚有害，致有生命危险。……（即便）有时有人用此类（杀菌）药物，亦复见效者，乃由于其人对于肺病之抵抗本强，虽不服药，亦可自然治愈，并非（杀菌）药物之效。”荷尔蒙疗法，着眼的不单是当时西医最强而有力的论述———灭菌，还包括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他又说：“今日最确实有效之肺病疗法，惟有以人力之补助。”这个可增强人体抵抗力的“人力”，就是荷尔蒙的“脏器疗法”，此乃“近世结核治疗界”之新技术。
这种疗法主要是逆转被疾病摧残的生理机能和老化的细胞，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广告上的某些药品，“采取健壮动物新鲜肺脏与脾脏中提出之内分泌素、荷尔蒙，混合制成之内服液”———“肺活”（Phithweal）。这种药物除了宣称能够修补破损的肺脏机能之外，还称能巩固病灶周围组织，使之硬化，并包围“恶魔之结核菌”，使之自然消灭。可见该荷尔蒙药品与疗“肺”、“脾”有关，应该与肺痨的病患肺部孱弱和食欲较差有关。服用该药之后，“不数日即感觉精神爽快，食欲增进，咯痰稀松，咳嗽减少，潮热，盗汗，与血痰等，皆见消失，倘连续服用，同时并注意一般卫生疗法，确能于极短期内完全根治，故此种脏器疗法发现以来，其多年称霸之化学药剂疗法，今日已为治疗界所厌弃，行将为之消灭矣”。最后该广告宣称该疗法将取代化学疗法，也可以视为当时人在没有较好的抗菌药物时，对新式荷尔蒙疗法的一种期待与技术进步之想象。
*本文摘录自《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
《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中医抗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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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医面临“废医”的生死存亡考验，一旦失败将万劫不复。基于传统气论与细菌学的近代中西医博弈，既是一场学理和技术的博弈，更是一场话语权和生存权的争夺。博弈的结果是西医胜出，中医在自救中得以幸存，为重生赢得一线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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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立足于以中国医学视角书写中国现代史，聚焦近代中医学与细菌学的各种交锋、对话、排拒与汇通，力图重现中医在西医的科学实验及一步步占据国家卫生主权的过程中，如何运用自身的外感热病知识体系构建中医式的传染病学，并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中医理念和药物可以发挥效用的空间。重现这段历史，意在唤醒中医对自身体系的认识与自信、变革与创新，帮助大众了解中医文化的价值，走出百年来“废医案”的阴影，也为个人的实际治疗与日常养生，提供另一种思考的可能性。
（统筹：陆藜；编辑：思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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