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李细珠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李细珠
《东方历史评论》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因此，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同治中兴"，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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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与经世
有人作了这样的假设：“假如曾国藩不曾出京办团练，一直留在朝中，他能扮演的角色和表现的心态，大概和倭仁不会相差很多。”揆诸史实可知，这个假设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试想：为什么曾国藩能办团练而倭仁不能？这绝不仅仅是因为曾国藩出京而倭仁在朝的缘故。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叹服咸丰皇帝的知人之明。道光三十年（年），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曾就“用人行政”问题下诏求言，倭仁与曾国藩各上《应诏陈言疏》。倭仁大谈“君子小人之辨”，并引程颗之言:“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咸丰皇帝认为“名虽甚善，而实有难行”。曾国藩则就“用人一端”详加阐述，认为“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咸丰皇帝以为“凯切明辩，切中情事”。两相对照，在咸丰皇帝心目中留下的印象肯定是不同的。咸丰二年（年），咸丰皇帝在召见吴廷栋时，又特地询问了他的看法，吴廷栋认为曾国藩“虽进言甚激而心实无他”，倭仁“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体”吴廷栋真不愧是曾国藩和倭仁的知交，一个“激”字，一个“迂”字，刻画得如此传神，这不能不加深咸丰皇帝心中的初始印象。同年，何桂珍以性命担保举荐重用倭仁，“投以艰巨之任”，咸丰皇帝不为所动，“未从其请”。咸丰四年，京师办团练，户部侍郎王茂荫奏请让倭仁“会同办理”，咸丰皇帝谕旨明白地宣称:“倭仁断无干济之才，况此事非伊所长”，终不得其请。不久即命倭仁入值上书房，“授惇郡王读”。后来，曾国藩也在私下里评论倭仁有“特立之操”，然“才薄识短”。显然，倭仁只是有学养道德的“君子”人才，曾国藩才是有真正的“干济之才”。倭仁与曾国藩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虽然都信守程朱理学，但是，从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标准来衡量，倭仁偏于“内圣”修身，曾国藩重于“外王”经世，他们正代表了晚清理学发展的两个路向：理学修身派，强调个体道德修养；理学经世派，注重建功立业。
讲晚清理学当自唐鉴始。唐鉴开启了晚清理学复兴的新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提倡理学的复兴是要“守道救时”。关于“守道”，唐鉴著《国朝学案小识》,编制出一个严密的程朱理学道统传承体系，要“守”的就是这个承接孔孟的程朱理学道统。所谓“救时”，即经世，唐鉴说：“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而，唐鉴本人“守道”有余而“救时”不足。或许可令唐鉴欣慰的是，他的门徒倭仁与曾国藩此后一为“守道”的主将，一为“救时”的重镇，是他们共同高举了理学大旗，使程朱理学一度在咸同时期兴盛起来，蔚为一股潮流。
唐鉴像倭仁是理学修身派的代表，是理学的正统派。所谓正统的程朱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倭仁正是如此。倭仁不仅自己注重道德心性修养，踏实做圣贤工夫，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理想人格；而且在社会上大力提倡，希望将社会上的人个个造就成儒家“君子”，他所编著的《为学大指》主要介绍为学做人的方法，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以倭仁为首的修身派，尊崇唐鉴提倡的“守道”宗旨，以程朱理学为唯一的“正学”，排斥其他一切学术流派，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较深；同时，他们以维护程朱理学道统为己任，以为孔孟之道皆经程朱阐发无遗，只按程朱所说的去做，而不求理论上的创新，思想方法较为保守。正如倭仁所说：“孔门大路，经程朱辨明后，惟有敛心逊志，亦趋亦步去，知一字行一字，知一理行一理，是要务。”这样，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理学修身派会很自然地成为保守派的代表。
曾国藩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曾国藩治学较杂，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但就理学而言，主要的还是宗程朱，对王学稍有排斥。曾国藩未入理学之门前，曾与邵懿辰“谈及理学，邵言刘戢山先生书，多看恐不免有流弊，不如看薛文清公、陆清献公、李文贞公、张文端公诸集，最为諄正”。邵聲辰要曾国藩不要看王学殿军刘宗周的书，而郑重地推荐正统的程朱理学家薛頊、陆陇其、李光地、张伯行，这对曾国藩理学宗向的取舍应该是有一定影响的。不久之后，曾国藩正式向唐鉴问学，唐鉴明确地告诉他“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从此便打下了程朱理学的基础。日后他不时地对王学有所异议，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年7月28日），“竹如来，与谈吴子序及弟王学之蔽”。同治三年十月廿九日（年11月27日），“夜阅罗罗山《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书，服其见理甚真，所志甚大，信为吾乡豪杰之士”。同治十年五月十七日（年7月4日），阅孙奇逢《理学宗传〉，认为其“偏于陆王之途，去洛闽甚远也。”我们说，程朱理学主要是一种道德实践哲学，但也不排斥“经济”。曾国藩作为程朱理学家，大大地发扬了唐鉴提倡的“救时”之旨，他很重视“经济”之学。当曾国藩向唐鉴问学时，唐鉴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曾国藩待别地问了“经济之学”：“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唐鉴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不外乎此”。如唐鉴所言，此前儒学内部一般只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门，“经济”被包含在义理之内而没有独立的地位。只有到曾国藩，才把“经济”之学独立出来，将儒学“三门”发展为“孔门四科”，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所谓“经济”，即是经世之学。关于经世的内容，曾国藩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显然，曾国藩所